1895年，日本通过《马关条约》割占中国台湾，迈出海外殖民的第一步。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历史学副教授白根晴治（Seiji Shirane）的《帝國之門：日治時期南進擴張浪潮下的臺灣人》（郑天恩译，联经出版），英文原书 Imperial Gateway: Colonial Taiwan and Japan’s Expansion in South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, 1895–1945 由康奈尔大学出版社于2022年推出，是首部以中国台湾及台湾居民为主体的日本近代帝国史论著。作者提出”帝国门户”（imperial gateway）这一核心概念，把中国台湾放进日本南进扩张的区域脉络，追问一个此前较少被系统讨论的问题：1895至1945年间，这座岛屿及其居民，如何成为日本帝国伸向华南与东南亚的通道。
全书分两部六章。第一部”在门户登场的海外子民”考察战前时期。作者从1896年台湾总督桂太郎呈递东京的报告写起，桂太郎称：”臺灣的殖民規範不能僅限於這座島嶼的邊界，而是必須與海外擴張相關聯”，并断言”臺灣是贏得南海控制的完美據點”。这一判断，成为此后数十年台湾总督府经营”对岸”的起点。第一章处理日本如何在取得台湾后把势力越过海峡伸向福建，第二章聚焦”臺灣籍民”即”海外臺灣人”这一特殊群体，第三章讨论台湾人在东南亚的活动。
其中最具新意的是对”代理殖民主义”的揭示。作者指出，聚居厦门等华南口岸的台湾籍民，绝大多数并非迁居海外的台湾人，而是为取得日本治外法权而归化的当地中国人。仅厦门一地，台湾籍民便由1897年的二十一人增至1936年的一万余人，远超当地日本人。他们借此免纳捐税、规避中国法律，乃至在鸦片、赌博等行业牟利；日本殖民当局则看中他们的中国血统与语言，将其用作渗透华南的中介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作者并不把这些人写成任人摆布的棋子：他们一面借日本籍谋利，一面又在总督府、外务省与华南地方当局之间周旋，时而合作、时而越界，令日本官员既倚重又头疼。档案显示，日本领事多年不断抱怨此类行为损害帝国形象，却始终难以有效约束。这种”合作而不驯服”的状态，正是本书反复强调的殖民关系之流动性。
第二部”战时的门户”转向全面战争。第四章谈战争动员，梳理日本在信任与需求之间的两难：由于认定台湾汉人与大陆”同文同种”，当局迟迟不愿武装他们，直到1942年才推行”陆军特别志愿兵制度”。据作者统计，整个中日战争与太平洋战争期间，约十二万六千名台湾人从事”军属”工作，另有约八万人成为武装士兵，其中三万余人死于战火。这些数字背后，既有强制与胁迫，也有报酬、威望与”爱国”认同的驱动，远非”被迫”或”自愿”一词可以概括。第五章与第六章把目光投向占领区：1939年日军占领海南后，总督府试图把这座岛屿经营成”第二个台湾”，输入台湾的稻种、农耕技术与人力，并征用大量通译、警察与医护人员；厦门占领政府中超过四分之一的官员来自台湾，是日本在华占领政权里殖民地子民比例最高的一处。作者还写到，台湾地区原住民因被判定与东南亚南岛语族相近，组成”高砂义勇队”被派往菲律宾与新几内亚作战。无论通译、狱卒还是农业顾问，他们在帝国金字塔中始终是低于日本人、却高于当地居民的”二等帝国主义者”。
尾声处理战后遗产，是全书最沉重的一章。1945年抗战胜利，台湾重回中国版图。作者追踪数万名滞留华南与东南亚的台湾人的命运：他们一度被拘禁，或被以”汉奸””战犯”之名追诉，又因前日本国籍而免于叛国罪，身份处境颇为尴尬。作者进而讨论战争记忆问题，指出台湾人的战时回忆常聚焦于自身的受害，而对同为受害者的东南亚民众与台湾地区原住民的遭遇少有反省。这种自我封闭的”受害意识”，是本书留给读者最值得玩味的提醒。
本书最见功力的，是贯穿全书的两条判断。其一，日本殖民统治存在一个根本矛盾：总督府一面不断要求台湾人”日本化””同化”，一面又必须倚重他们与大陆”同文同种”的文化特质来推进南进。其二，日本帝国并非铁板一块，内阁与总督府、陆军与海军、外务省与军方在扩张方向上持续角力，台湾总督府往往比东京更为激进。1900年的厦门事件即为例证：总督儿玉源太郎与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借”保护海外台湾人”之名试图占领厦门，终因东京顾忌列强干涉而撤回。作者引述当时湖广总督张之洞的预见——“臺灣極關緊要，逼近閩浙，若為敵（日本）踞，南洋永遠事事掣肘”——用以说明台湾海峡在列强竞逐中的分量。
史料方面，本书动用六个国家、三种语言的档案，兼采官方文书与口述历史、回忆录，因而既能叙述制度与战略，也能呈现个体的处境与选择，可读性颇高。不过，作者的论证也有可议之处。对”能动性”的强调，有时近乎把协作行为中性化为理性的生存选择，对其中所涉的强制与暴力着墨相对不足；对”台湾籍民”中确实存在的暴力与盘剥，书中多以后见之明一笔带过。好在尾声对此有所校正：作者指出，”透過把自己描繪成日本壓迫與西方『勝者正義』下的雙重受害者，這些臺灣人省略了自己在亞太戰線中身為帝國主義者共謀的故事”，并进一步提醒，那种”受害者意識””也會應用在前殖民帝國的各個角落，包括臺灣”。这一反省，使全书免于滑向单纯的同情叙事，也显出作者在史料与立场之间的克制。
总体而言，《帝國之門》最大的价值，在于跳出”帝国中心对殖民地边陲”的旧框架，把中国台湾视为理解日本帝国主义的关键一环，并提醒读者：帝国扩张从来不是单向的支配，而是各方在门户内外反复博弈的过程。书中对战后记忆的讨论略嫌仓促，不少线索仍可继续深究，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一部扎实而可读的佳作。对关心东亚近代史、中日关系与台湾地区历史的读者而言，《帝國之門》值得细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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